山東“毒生姜”事件再次把食品安全中農藥殘留的問題推到了“風口浪尖”。長久以來，一旦食品安全出現問題，人們總是把板子打在農藥生產企業的身上。實際上這是個誤區。現在農產品安全問題已不在農藥生產環節，而在農藥使用環節和農產品加工環節。“談農色變”，甚至“仇農藥”是極不公平的。

   時下，有些地方政府部門、政府官員對農藥不懂、不了解，導致“談農色變”情有可原，但有些專業的化工園區將農藥“拒之門外”，這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

   農藥是科技進步的結晶，農藥的推廣應用對農業生產貢獻巨大，使用經濟效益可達6倍以上。在我國，農藥在農作物病蟲草鼠害防控中的貢獻率達到70%-80%，年挽回經濟損失3500億元以上。我國發生農作物病蟲草鼠害種類約1700多種，造成嚴重危害約有100多種，重大生物災害年發生面積60-70億畝次。據測算，如果不采取防控措施，可能造成我國糧食產量損失2200多億斤，油料370多萬噸，棉花200萬噸以上，果品和蔬菜上億噸，潛在經濟損失5000億元以上。
   現代農藥已超出傳統農藥的概念，不僅用于傳統的農﹑林﹑牧﹑漁等大農業領域，還用于衛生、建筑、交通、紡織、皮革、建材、軍事等非農業領域。毫不夸張的說，現代農藥已經涉足人們的衣食住行。
如果沒有農藥，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所謂“仇”者，是一種情緒化的對立，可謂水火不容。“仇官”、“仇富”一說，雖偶爾見諸于某些報章，但絕非主流說法，更無嚴格定義。退一步說，即便社會上存在“仇官”、“仇富”的情緒，那也得深究這“仇”字背后的成因。貧富差距拉大和腐敗橫行，制造著社會階層間的對立，這種對立將復雜的中國社會階層變成了一對簡單的仇恨：權貴與底層不可調和勢不兩立的沖突。公眾痛恨的是“為官不正”、“為富不仁”的現象。這是可以理解的。
   動輒就給某件事貼上“仇”字標簽，太具殺傷力，很容易人為地造成分化和對立，不利于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這本身未必是一種正常的社會心態。如果“不問青紅皂白”、甚至“張冠李戴”的“仇”某件事，那就不應該。“仇農藥”就是一種極不應該的社會現象。
   有植保專家指出：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農藥消費國。從蔬菜、水果種植到牛奶、紅酒生產，農藥的違規亂用、超量使用，漸成“舌尖上的安全”的殺傷利器。不僅僅農產品，土壤、地下水等農藥殘留也在增多，成為美麗中國的“隱患”。但這并可怕，關鍵是要在“減量”上下功夫，在“創新”上求發展，在“安全”上做文章。在農藥生產、銷售、使用及農產品加工上構筑“安全屏障”，實現“四保險”。
   防治病蟲害、保證產量和品質，難免要使用農藥，農藥殘留也同樣難以避免。這種必然性和殘留可能性，凸顯出有序引導、安全監管、打擊濫用的重要性。政府部門制定嚴格標準、監管不留死角，才能剎住農藥濫用，平復公眾焦慮。應該說，農藥濫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還缺少比農藥成本更低、效果更好的替代技術。關上“農藥門”是不現實的，根本出路還在于提升農業科技含量。推廣生態種植精細田管、研發物理方法防蟲除蟲、改進升級低毒低殘留農藥、更新提高農民技能等，都需要相關部門在農藥監管之外積極摸索。科學種植、科技興農，健康才有保障，農業才有未來。拋棄農藥發展農業是不現實的。
   我國每年在農業的病蟲害防治上使用農藥的數量非常的大，而農藥也給我國的農業生產帶來了很大的幫助，但是萬事皆有利有弊，農藥也如此，因為我們大量不合理的使用農藥，導致了農業生產的安全隱患加重，農藥的發展受到了制約。農作物豐收和糧食安全，過去離不開農藥，現在也離不開農藥，即使在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應用農藥防治農作物病蟲害仍將是主要的措施之一。
   農作物同人一樣，也會生蟲、生病，要長得健康也需要護理。目前中國農民殺蟲、治病的主要方式是打農藥。不過，農民“醫術”良莠不齊，農民缺少技術指導，這也成為食品安全問題產生的源頭之一。政府要致力于提供公共服務，提供信息、技術指導、病蟲害預報，同時積極使用生物、物理、生態方式，盡可能減少對化學農藥的依賴，實現農藥科學合理使用，提高農藥使用效率，避免農藥對環境的污染以及在農產品上殘留超標。
   發展農業離不開農藥，發展現代農業也離不開農藥，社會發展同樣離不開農藥。中國是如此，世界再發達的國家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