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方式工業化為參照系的工業化、市場化的浪潮正在從中國城市向農村蔓延之際，有一個問題值得我們思考，這就是中國農民和農業的現代化一定是工業化和城市化嗎？無論目前不少中國學者和地方官員是如何堅信工業化是中國農業化現代化的唯一出路，但是，當我們面對農業工業化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與我們的預期相悖的問題時，我們不得不重新反思所認定的農業工業化的發展思路。在其他國家已經陷入農業工業化陷阱的背景下，我們需要以此為鏡，重新探索中國的農業現代化之路，以免重蹈覆轍。

　　一、農業生產過度追求規模化、資本化的陷阱與反思

　　(一)正確認識農業的規模化，謹防陷入過度規模化帶來農民失業、鄉村社區消亡、多樣化農業遭到破壞的陷阱

　　按照經濟學原理，農業生產走向現代化的第一個前提，是要實現規模化生產，因為只有規模化生產，才能有效使用機器，只有集約化經營才能降低管理費用，使農業生產率提高成為可能。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農業發展的實踐都證明，農業生產的規模化都未能像在工業產品生產中那樣實現農業產出率的提高。

　　農業規模化確實可以提高人均的產出效率，但不等于能提高土地畝產的效率。無論農業機械化程度有多高，決定農業糧食產出決定性因素的土地總量不會因規模化或機械化而增加。在土地數量沒有增加的前提下，農業的規模化與機械化經營，提高的是人均生產率，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土地糧食的產出率。工業生產領域的規模化、機器化之所以能夠實現人均效率和工業品總量的增加，是因為工業產品所依賴的原材料供給可以隨著產量的增加而增加，而制約農業生產的土地資源，不會隨著工具的進步而增加。如果按照工業經濟的原理，期望通過農業規模化與機械化實現農業產出率的提高，這顯然是一個理論上的誤區。

　　1.過度規模化會導致多樣化農業體系崩潰，甚至造成農業產出量的降低。規模生產在短期內，也許可以提高單一植物的畝產量。但是追求規模化的單一種植，長期下去，會導致土地肥力衰減，農作物多樣化遭到破壞，最后會陷入使用化肥、農藥、除草劑、轉基因種子的惡性循環之中。而傳統家庭式農業或現代的小規模農業，具有通過多樣化種植與養殖充分利用土地資源與氣候的優勢。大量數據統計與事實證明，小規模農業的綜合產出率高于規模化農業。美國農業部最新的農業普查顯示：較小的農場每英畝生產食物比較多，不論以噸、卡路里、美元計算都是如此。

　　2.農業生產的過度規模化，會導致大量農民失業、農村社區經濟的萎縮，甚至消亡。在土地供給量不變的前提下，如果農業生產規模化速度快于工業化速度，則會出現大量失業農民。這也是目前拉美工業化陷阱的主要原因所在。在巴西和阿根廷，由于不顧實際，在短時間內快速實現土地經營大規模集中，導致大量農民失業和小農場主破產。這些無業游民涌入無法充分就業的城市，造成難民圍城的城市化。農業生產過度規模化，會使本來可以繁榮與發展的農村社區和鄉村經濟陷入萎縮，甚至消亡。如果在一塊一萬公頃的土地上，遍布著上千個家庭式農業和幾百家小農場主，那么他們的收入與消費，就可以支撐起一個地方化市場交易中心、以及與滿足這種消費的社區服務業產業鏈與社區文化。社區服務業經濟發展又會形成新的就業機會。相反，如果這片土地，實行規模化經營，所有的收入集中在幾個大農場主中，則會形成另一種結果：第一，他們的消費不會在本地社區進行，而是會進入大城市的富人消費圈。第二，相對于他們的有限消費，會形成大量剩余資本。為了滿足資本逐利的需要，就會變成投資，其結果會陷入農民大量失業、社區經濟不斷瓦解的惡性循環之中。

　　(二)正確對待農業產業化與資本化、謹防陷入產業化背后資本壟斷的陷阱

　　關于農業現代化的第二個神話，就是認為農業的產業化與資本化，可以使農業成為農民增收致富的重要出路。農業產業化的出路，就是要拉長農產品加工的鏈條，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從一般經濟學原理上看，這個理論是可以成立。因為拉長農產品的產業鏈，使農業生產脫離了土地不能有效吸收現代技術和資本投入的局限性后，就可以把糧食像用礦產原料煉鋼一樣來使用，就可以使農業像工業那樣可以吸收大資本進入的產業。這無論在理論與實踐上都是成立的，但是如果中國各級政府和學者堅信這種附加值的增加，可以成為提高農民致富的收入來源，對此我表示懷疑。因為如果農產品延伸的產業鏈可以延伸出利潤的誘惑時，那么進入這個領域不只是農民，而是逐利的大資本。大資本一旦進入，就不會滿足于具有附加值的產業鏈，他們會逐步滲透，最終完成對整個農業生產環節中所有增值環節的壟斷。

　　經濟學家研究發現，如果超市一條面包的價格是1美元，那么農民只能拿到6美分，不到10%。菲律賓的農業現代化就是最好的例證。1898年，美國從西班牙手中接管菲律賓。菲律賓師從美國，開始了農業的現代化之路，在菲律賓政府和知識精英的主導和支持下，西方農業跨國公司和本國資本家控制了菲律賓農業生產，隨著技術的進步，農業資本家和地主所需要的農業工人越來越少，大量的失地和失業農民涌進了城市。很多“農民工”找不到工作，失業問題轉化成棘手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

　　最近幾年，在中國的農業領域發生的國際資本進入事件警示我們。高盛集團收購中國養豬場，控股了河南雙匯這個中國最大的“屠宰公司”；可口可樂高價收購匯源果汁案雖然未果，但其收購用意顯而易見。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技術貿易壁壘中心的調查指出：“目前我國最大的93家大豆壓榨(煉油)廠中，60%都已經被外資控制”。外資企業蔬菜種子經營量已控制了我國蔬菜種子50%的市場。孟山都等國外公司已基本上掌握中國大豆主權，如今他們正在全力以赴“攻陷”中國糧食主權。

　　在國際資本控制下的世界糧食生產目標已經扭曲為，農業發展不是為了人類的生存與減少饑餓，而是利潤的增長！在農業工業化陷入危機與困境的面前，需要我們反思的一個方向性問題是，中國農業需要現代化，但不是目前所定位的工業化式的現代化，而是需要從工業化方向定位轉移到農業生態化定位上來，從西方式的農業工業化模式轉變到探索適合中國特色、適應生態文明的農業現代化上來。

　　二、傳統工業化技術在農業領域的失靈與危機

　　2008年世界經濟遭受的是雙重危機，除了被世界主流媒體關注與宣傳的金融危機外，還有未被世界主流媒體與國際社會關注、甚至忽略的糧食危機。在2008年伴隨著金融危機同時發生的糧食危機，對世界經濟與生活造成的危害與沖擊，遠比金融危機要嚴重的多。因金融危機而倒逼出的新能源革命與低碳經濟標志著又一個新經濟時代的到來，事實上，目前全球性的糧食危機，也同樣以報復性災難向現代人類昭示著：糧食危機是工業化技術與生產方式在農業領域失靈的危機。無論工業化技術與生產方式在工業經濟領域，引發怎樣的環境污染與能源危機，但畢竟生產出的工業品，如汽車、飛機、電腦和電視機其技術含量越來越高，性能越來越好。可是，工業化的技術與工業化生產方式，推廣到農業領域，卻要糟糕的多。如果說工業化在工業領域所表現出的弊端主要是外部不經濟，而工業化在農業領域則是內部與外部都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

　　(一)工業化技術違背了物種演化具有的歷史性、社會性的本質特征，導致工業化科技在農業生產領域的失靈

　　農業生產與工業生產最根本的不同，就是農業生產的對象和最終產品都是生命物，而工業生產的對象與最終產品都是非生命物。而近代以來運用到農業領域的科學技術，是起源于工業領域的科學技術或科技范式向農業領域的推廣。由此可以發現，造成工業化技術在農業領域失靈的根源，就是將解決非生命物的科技簡單移植到生命物領域的結果。

　　無論是植物還是動物，在其基因中攜帶的物種信息，絕不是現代所謂的生物學所解讀的那樣，是一個簡單生物分子結構或化學結構。而是攜帶著生物上億年適應生態環境變遷、適應多樣化物種之間的競爭與共生的種群關系，包含了其所進行的經過選擇、試錯、優化之后沉淀下來種種信息。可以說基因中攜帶的信息是物種演化的歷史信息和種群關系的社會信息的綜合。而目前通過基因來控制物種的科學技術，則是置物種所攜帶的歷史與社會信息而不顧，把生命物當作一個非生物來對待，當作可以任人解構與組合的化合物來對待。按照人類最理想的目標，在實驗室中通過基因重組造出新物種。所以，所謂的現代生物技術，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按照生命規律研究生命的科學，而是以解決非生命物的工業科技范式來解決生命物問題的科學。從這個意義上講，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生物學，還沒有誕生。無論現代的基因技術有多先進，如果不能有效解讀基因所包含的物質演化的歷史與社會關系的信息，我們就沒有足夠理由相信它的科學性和對生命世界帶來的安全性。

　　目前，轉基因對當代世界種植業的影響已經不是理論上的推測，而是深陷在一系列災難之中。中國1996年開始引進轉基因棉花種植，目前占中國棉花種植面積的69%。但是最近幾年中國的轉基因棉花問題不斷涌現。中國農業部發布的消息，2009年中國棉花的生產出現下滑，面積和產量減幅均超過10%。2009年，從加拿大出口到歐洲和日本亞麻種子中檢測到轉基因污染，引發了市場的崩潰，造成了加拿大農民的巨大經濟損失。阿根廷引進轉基因大豆后，曾被既得利益者吹捧為“第二次綠色革命”。不到十年之后的結果是，單一種植大豆的農作方式迫使數十萬農民離開土地，貧困和營養不良現象大量出現。統計顯示，在傳統農業的20世紀70年代，阿根廷全國生活在貧困線下的人口比例僅為5%。到1998年，這個數字竟然陡升至30%，2002年又激增至51%。

　　(二)違背生命物的成長規律的農業工業化生產方式，是造成現代農業危機的另一根源

　　建立在分工化、專業化、標準化、市場化基礎上的工業化生產方式，之所以成為引發工業革命、導致生產率持續增長的生產方式，就是因為這種生產方式最大限度地吸收了工具創新與科學技術的進步。然而，同樣的生產方式在農業生產領域不僅在提高生產率上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且還為農業生產持續發展造成許多災難性的后果。

　　其根源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因為農植物生產的過程，是一個依靠天時地力為主的過程，這就決定了農業生產，不可能像工業生產那樣，可以通過工具創新不斷實現生產率倍增。在人類沒有能力改變天時地力的前提下，無論工具如何創新對農業生產率的提高都是有限的。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中國古代的傳統農業的發展方向，不是把精力放在農業工具的創新上，而是放在了如何通過人類的智慧對天時地利的運行規律的認識上，如何順應天時與巧借地力上。這也正是古代的自然觀，是天人統一觀的原因所在。

　　其次，生命物成長過程，雖然包含物理與化學的過程，但決不等于這個過程，而是一個基于細胞組織的演化過程。非生命物，只有在解構到原子層，才能激活其所攜帶的能量與信息。而生命物恰恰相反，生物大分子只有合成到細胞的層次，才能形成生命演化。而高級智能動物的生命必需依靠多樣化的生物鏈才能生存。而導入農業的過度專業化、標準化市場化的生產方式，恰恰是讓生命沿著從多樣化向單一化方向發展；從生命養育生命的多元化的食物鏈、生態鏈體系，向殺死被人類認為無用的生命，留下有用生命的體系轉變；從應天時、汲地力的天人統一的生物生存方式，向在人與自然對立下，把生命物納入工廠化、標準化的生產方式轉變。總之，所謂現代的農業現代化生產方式，是一個違背生命成長規律，扼殺生命、解構生命的生產方式。

　　由此就不難解答，為什么現代工業生產方式創造出多樣化為人類使用的工業品同時，這一生產方式在農業領域，卻導致了多樣化物種的喪失、導致了生命生存環境的惡化。為了適應農業機械化、規模化的要求，農業生產也像工業生產那樣實行糧食植物專業化。這樣做的結果，在短期內確實提高了農業生產率，但時間一長，同一塊土地長期單一植物的結果必然導致了土地肥力衰減、抗病蟲害能力的下降。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又按照工業科技的思路發明了化肥與農藥、除草劑等各種各樣的化學品。最終使土地變成“工廠”，而不再是食物生產地。我們為這種工業化的生產方式付出的代價是，物種多元化的生態體系遭到破壞，土地肥力衰減，植物抗藥性增加，地下水的污染、食物中毒，水資源匱乏等問題層出不窮。

　　三、走中國特色生態化農業的發展的模式戰略思考

　　2007年以來，《貨幣戰爭》一書在國內流行。其實中國走向開放的今天，還面臨著另一個正在醞釀中的戰爭，這就是“糧食戰爭”。最近幾年德意志銀行、高盛等公司紛紛介入中國生豬養殖業，孟山都、杜邦、拜耳和先正達等國外生物公司虎視眈眈，正在布局插手中國的種子業。以益海嘉里為代表的外資企業控制了中國小包裝食用油40%的市場份額；投資基金凱雷近期也宣布進軍中國飼料業。從2010年秋季開始外資已經在中國的糧食產區高價收購糧食。種種跡象表明：跨國資本在中國演繹的“糧食戰爭”，經過幾年謀劃布局后，正發起正面的進攻。

　　面對跨國資本進入引發的糧食戰爭，我們在應對戰略選擇上，已不僅僅是思考如何做大做強中國糧食企業的問題，而是如何從生態文明高度立足中國國情，思考中國的農業經濟走什么路的問題。

　　(一)圍繞目前中國農業發展模式，有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這就是中國農業經濟，究竟是一個可以像工業品那樣可走完全放開與充分競爭的市場之路？還是走有限制性的市場經濟之路

　　如果認為中國糧食市場是一個完全競爭市場，那么應對糧食戰爭的戰略，就不是在如何設定市場競爭的規則上做文章，而是要在既定的規則下，如何增強我們的競爭力上做文章。這也是目前國內一些學者主張的，不管我們是否歡迎，對于中國農業的“資本時代”的到來，我們只能以做大做強自己來應對農業資本的戰爭。如果我們認為中國糧食市場是一個有限競爭市場，那么我們應對糧食戰爭的著力點，就是要在如何設定競爭規則上做文章。

　　也許人們會認為，農業經濟是受到國家保護的經濟，自然屬于有限競爭的市場經濟，這是一個經濟學的常識問題。但是無論從目前各級政府對待農業發展的實際做法看，還是從滿足跨國資本馳騁于世界農業領域的貿易政策看，都存在一個明顯的傾向，就是過度地夸大了市場化、國際化與資本化對農業經濟帶來的好處的同時，卻低估與忽視了農業經濟的市場化與資本化帶來的風險。在此，我們不是認為農業經濟發展不能市場化，而是農業經濟所具有的獨特性，對市場化、資本化、國際化的承受性比我們所預期的要低的多。

　　1.作為生活必需品的糧食在需求彈性上的剛性特點，使得農產品的需求量并不會因為價格的變動而大起大落。由此決定了在人口一定情況下，糧食生產是一個穩定的常數。在谷賤傷農規則約束下，糧食市場很難通過產量的增加來獲利。

　　2.農產品生產是生態自然直接參與、且占主導地位的生產活動，由此決定了農產品生產不能像工業品那樣在技術創新推動下實現產量的倍增。在農業領域存在的報酬遞減，使得農業經濟很難像工業經濟那樣，通過持續的技術創新獲得收益遞增。

　　3.農產品是大自然賜給人類的可以直接消費的產品，農產品不能像石油、煤炭等需要經過很長的加工鏈才進入消費領域。按照生態農業的要求，農產品的加工鏈越長，其安全性越低。由此決定了農產品無法像工業品那樣通過延長產業鏈來提高資源的利潤率。

　　在農業產品所具有需求量的剛性約束、生產過程的技術約束、產業鏈短所導致的增值限制下，進入農業領域的資本，要獲得同工業領域的資本相當的收益，只能通過機械化替代勞動力，通過減少人數來提高人均生產率。由于受需求剛性的約束，很難通過技術進步改變天時地力，很難通過增加產量來獲利，那么就只能通過控制糧食價格來獲利。要獲得糧食價格控制權，唯一途徑就是壟斷經營。這些路徑確實可以使農業資本獲利，但資本獲利的代價，一是農業生產過度的集中與規模化導致大批農民破產失業，會釀成巨大的社會問題。二是農業產品價格一旦被大資本所左右，會造成國家糧食安全、政治與社會穩定的隱患。

　　不可否認，從事農業的跨國公司也擁有許多技術，但是集中在種子領域的技術創新，不是其利潤的主要來源，只是配合資本運作實現農產品市場壟斷與控制的手段而已。一個國家的農業生產一旦陷入幾家大資本壟斷的格局時，農業所承擔的滿足國民生存需求的功能，就會變成滿足資本增值的功能。如果說在汽車生產領域，資本的收益與消費者的收益是正比的。因為資本收益是建立在汽車技術提高的基礎上。那么，在糧食生產領域卻并非如此。改革開發以來，我們消費的糧食價格提高了數倍，并不意味著小麥品質也提高數倍。恰恰相反，我們今天消費的小麥品質不是在上升，而是在下降。

　　(二)在應對“糧食戰爭”中，建設中國特色的農業發展模式，不能突破的三個底線

　　第一，中國的農業經濟模式，絕不能簡單模仿美國式放任大資本左右的資本化、市場化模式。美國農業模式是一個在政府補貼支持下的自由競爭、放任大資本經營的國際化的模式。在美國農業模式中，政府補貼主要解決的是農業資本與工業資本之間獲利均衡化問題。其他問題可以不予考慮。但鑒于中國以不足世界7%的土地承擔養育著世界16%人口的國情；鑒于目前中國18萬畝土地還承擔著中國7億農民生計的功能，就不能模仿美國的模式。如果美國模式是野外放養模式，那么中國則是籠養模式。圍繞鳥籠式的模式，在上限上，要對外資進入中國農業領域設置防線，即不能讓盤旋在空中的鷹威脅籠中的雞；在下限上，不僅需要確保目前已經出臺的18億畝紅線，而且還要增加一條防線，即要確保中國農業產品的定價權不被大資本壟斷與左右。要保證中國農業產品的定價權不被大資本所控制的一個前提，就是中國應出臺專門遏制在農業領域壟斷的反壟斷法。

　　第二，通過走培育內生發展之路，使中國農業承擔起中國7億農民的生計功能。中國作為一個農業人口大國，只能走漸進式的適度城市化的道路。中國決不能走巴西式的、農民成為城市貧民的城市化道路。目前正在興起的借土地流轉政策讓資本進村，讓農民進城的做法值得反思。中國農業市場化與現代化必須堅持的一個底線，是中國農民作為農業經濟經營主體地位不能動搖。中國農業市場化與現代化，必須立足走培育內生增長之路，不是簡單的替代之路。所謂內生增長之路，就是國家的農業經濟發展政策，是在幫助農民、培育農民的過程中進行，而不是簡單地交給市場，讓資本替代農民的市場化。

　　第三，通過走兩元文明發展的新城鎮化道路，使中國農業真正承擔起中國五千年農耕文化傳承的功能。從工業經濟的財富觀與純市場化理念看，似乎中國農業與農村，處在落后、被瓦解淘汰的地位。但是，從生態文明的高度看當代中國農村與農業，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不僅與當今所提倡的生態文明相吻合，而且，還凝聚著中國傳統智慧的傳統農業對現代生態農業具有極高的傳承與借鑒價值。在中國改革30年中，已經在新農村建設推動下形成的一大批中國新農村證明，中國傳統鄉村文明在生態文明時代具有城市所沒有的獨特價值。在這一背景下，我們不僅必須重新反思單一城市文明主導下的城市化模式，而且要探索中國城市與鄉村兩元文明共同發展新城鎮化之路。中國兩元文明之路，既是保留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結合之路，也是中國多元文化、多元文明的生態文明發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