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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豆角”和“偽劣下鄉”是一紙的兩面
責任編輯：蕭敬重 來源：今晚報 日期：2011-09-05
新華社近來有兩篇稿件，讀過之后不由得讓人深思、沉思。
一篇是新華社記者調查發現，一些常見蔬菜在生長過程中“與農藥為伴”，一根豆角被“喂”11種農藥，一根茄子一次性混打4種農藥，剛噴過農藥的蔬菜第二天就被采摘下來運往市場銷售。記者近期追蹤安徽部分蔬菜從田間到餐桌的全過程后發現，3個流通環節的農殘檢測竟一路“綠燈”。對此，有關部門回應稱既“管不住”又“管不全”。
另一篇是“新華視點”記者近期赴山東省濰坊、萊蕪、臨沂等地市，追蹤農村小賣部、批發市場、生產作坊發現，由于監管缺位等原因，一些“問題食品”專供農村市場，嚴重威脅農民尤其是青少年的身體健康：每塊1元的“名牌”巧克力、脹袋漏水的果凍、霉變的辣條……這些國家禁止銷售的假劣食品，雖已在城市難覓蹤跡，卻在農村沉渣泛起。而記者采訪批發市場時商販們卻聲稱：“城里有城里的貨，農村有農村的貨。”
如果從有的城里老百姓的角度看，一些農民真的可以說是既“可恨”又“可憐”。你看：一方面，一些農民為了追求利益，不惜以頻繁打藥的方式來保證蔬果的高產，而頻繁打藥會對城市居民的健康造成直接間接的損害，可是有蟲眼和外觀不好的蔬果又沒有人會買，但有報道說他們自己吃的糧和菜是不打藥的；另一方面，農村市場偽劣食品的公開流通（城市里的偽劣商品畢竟還是在偷偷摸摸地賣），使得農民朋友特別是他們子女的身體健康大受其害。
我們要反思這種矛盾現象之所以會發生在農民身上的癥結。當然，第一反應是監管的缺失。無論是對農產品頻繁打藥還是對偽劣食品下鄉，有關部門的回應大都是有苦衷：“管不住啊！”確實，當他們的人手不足、設備不足、經費不足時，如何管理得了龐大的農村市場？以食品安全為例，目前我國在城市形成了基本完善的食品安全監管網絡，但在農村地區還存在大量“監管盲區”，甚至不少農村成為“被遺忘的角落”。而且，在社會資訊分布極不平衡的現狀下，當一種問題食品或疑似問題食品被曝光時，如果發生在城市，立即會引起輿論廣泛關注，形成一波又一波的輿論熱點（近期的肯德基豆漿門、味千拉面骨湯門等等都是例子）；但如果發生在農村，除了報道的那一次披露外，很少能形成熱點并被廣泛關注的。
但是這不應全怪農民。如果他們不頻繁打藥，就可能賣不上錢。我們不可能要求農民都有那么高的覺悟，寧可自己賣不上錢也堅決少打藥以對市民健康負責。如果他們不買農村小賣部里的那些偽劣食品，就可能買不到或買不起別的食品。因為在市場物流鏈中，他們被“設計”為最下一層。
監管固然是有責任的，但公共服務的“偏心”以及社會資源的“傾斜”都難逃其咎。如果監管缺失，在全社會中有意無意地留有監管的真空地帶；如果公共服務缺失，不能服務于全社會，而出現對某一地區的歧視；如果社會資源不是基本平衡地分布，而出現較大程度的不平等，那么其結果就是農村社會受到損害，進而全社會都受到損害。
中國的城鄉二元化的現狀，使得農村地區和城市“級差”明顯，在戶籍上、在福利上、在資源上……僅僅增加農藥的價格讓農民買不起是不能解決根本問題的。“一根豆角被喂11種農藥”和“偽劣食品集體下鄉”，其實是一張白紙的兩面。在這張紙的面前，不存在什么旁觀群體，大家都可能是受害者。
一篇是新華社記者調查發現，一些常見蔬菜在生長過程中“與農藥為伴”，一根豆角被“喂”11種農藥，一根茄子一次性混打4種農藥，剛噴過農藥的蔬菜第二天就被采摘下來運往市場銷售。記者近期追蹤安徽部分蔬菜從田間到餐桌的全過程后發現，3個流通環節的農殘檢測竟一路“綠燈”。對此，有關部門回應稱既“管不住”又“管不全”。
另一篇是“新華視點”記者近期赴山東省濰坊、萊蕪、臨沂等地市，追蹤農村小賣部、批發市場、生產作坊發現，由于監管缺位等原因，一些“問題食品”專供農村市場，嚴重威脅農民尤其是青少年的身體健康：每塊1元的“名牌”巧克力、脹袋漏水的果凍、霉變的辣條……這些國家禁止銷售的假劣食品，雖已在城市難覓蹤跡，卻在農村沉渣泛起。而記者采訪批發市場時商販們卻聲稱：“城里有城里的貨，農村有農村的貨。”
如果從有的城里老百姓的角度看，一些農民真的可以說是既“可恨”又“可憐”。你看：一方面，一些農民為了追求利益，不惜以頻繁打藥的方式來保證蔬果的高產，而頻繁打藥會對城市居民的健康造成直接間接的損害，可是有蟲眼和外觀不好的蔬果又沒有人會買，但有報道說他們自己吃的糧和菜是不打藥的；另一方面，農村市場偽劣食品的公開流通（城市里的偽劣商品畢竟還是在偷偷摸摸地賣），使得農民朋友特別是他們子女的身體健康大受其害。
我們要反思這種矛盾現象之所以會發生在農民身上的癥結。當然，第一反應是監管的缺失。無論是對農產品頻繁打藥還是對偽劣食品下鄉，有關部門的回應大都是有苦衷：“管不住啊！”確實，當他們的人手不足、設備不足、經費不足時，如何管理得了龐大的農村市場？以食品安全為例，目前我國在城市形成了基本完善的食品安全監管網絡，但在農村地區還存在大量“監管盲區”，甚至不少農村成為“被遺忘的角落”。而且，在社會資訊分布極不平衡的現狀下，當一種問題食品或疑似問題食品被曝光時，如果發生在城市，立即會引起輿論廣泛關注，形成一波又一波的輿論熱點（近期的肯德基豆漿門、味千拉面骨湯門等等都是例子）；但如果發生在農村，除了報道的那一次披露外，很少能形成熱點并被廣泛關注的。
但是這不應全怪農民。如果他們不頻繁打藥，就可能賣不上錢。我們不可能要求農民都有那么高的覺悟，寧可自己賣不上錢也堅決少打藥以對市民健康負責。如果他們不買農村小賣部里的那些偽劣食品，就可能買不到或買不起別的食品。因為在市場物流鏈中，他們被“設計”為最下一層。
監管固然是有責任的，但公共服務的“偏心”以及社會資源的“傾斜”都難逃其咎。如果監管缺失，在全社會中有意無意地留有監管的真空地帶；如果公共服務缺失，不能服務于全社會，而出現對某一地區的歧視；如果社會資源不是基本平衡地分布，而出現較大程度的不平等，那么其結果就是農村社會受到損害，進而全社會都受到損害。
中國的城鄉二元化的現狀，使得農村地區和城市“級差”明顯，在戶籍上、在福利上、在資源上……僅僅增加農藥的價格讓農民買不起是不能解決根本問題的。“一根豆角被喂11種農藥”和“偽劣食品集體下鄉”，其實是一張白紙的兩面。在這張紙的面前，不存在什么旁觀群體，大家都可能是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