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農業產業升級非常關鍵,其是新時代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以及人民安居樂業的重要舉措之一。農產品質量改善并惠及大眾是中國農業產業升級的核心表現。然而,當下的中國農業產業體系和格局,以及以新型經營主體和規模經濟為特征的傳統農業產業升級路線卻難以完成這一時代重任。新時代的新技術條件為新模式的建構提供了歷史性的機遇。新模式的主要主要特征是以平臺組織為抓手,讓小農戶的生產和農產品的流通都嵌入其中,從而創造出一個“平臺＋小農戶＋增量平衡”的動態演化路徑。這一方略可以克服中國目前農業產業體系和產業格局中存在的問題,有助于中國農業產業轉型成功,有助于破解小農戶與現代農業實現對接的難題,有助于走出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之路。

關鍵詞：農產品；產業升級；平臺模式；小農戶

我們可以從多個角度來理解農業產業升級。比如,可以把裝備了現代生產設備的農業理解為現代農業,進而認為它是產業升級的標志,也可以把農業產業鏈向一二三產業融合方向發展定義為農業現代化,并進而認為這是產業升級的表現。而本文則把產業升級的標準界定為生產出質優但價相對廉的農產品,并能夠總體上完成對現有普通農產品的替代。我們認為,中國的農產品質量無論是與世界其他國家橫向比,還是與自己的傳統縱向比,都有可以進步的空間。政府、學界、實業界也并非沒有認識到這一問題,但可能是解決起來太難,因此,該問題實際上被“懸置”了,并逐漸淡化忘記了,甚至是開始偏離這一農業發展的原初目標。然而,作為一個古老的傳統農業大國,作為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作為一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的大國,我們沒有理由忽視這一問題,也再沒有騰挪余地來回避這一問題。本文從中國現有的農業生產經營和流通體系角度思考中國農業發展的特征和痛點,進而分析我們現有的一些政策導向和效果,然后,提出本文的升級思路和構想。

一、當下的中國農業生產經營體系以及產業格局

中國目前農產品的主要生產者還是小農戶,這是中國農業生產經營體系的一個重要特點,也是我們討論所有農業問題都不能忽略的一個基本事實。截至今天,盡管我們的家庭農場、合作社等組織有一定發展,但小農戶仍然占據總體生產主體數量的90%,占有全國總耕地面積的70%。[1]小農戶是主要的生產者,農產品的流通則是在多層級的市場流通體系中完成的,即多級農貿市場和批發市場。有很多從事農產品流通的小販和大商戶,他們一般為坐商,在農產品集貿市場,通過收購小農戶的農產品完成產品規模化匯集,然后借助于公路等交通基礎設施和一些運輸工具,將農產品進一步轉運到遠處的批發市場,然后再以這個批發市場為中心,進一步下沉到次級和終端的農產品市場,位于城市的消費者從這些終端市場里購買所需要的農產品。糧食、蔬菜等基本上都是如此。當然,也有農超對接等模式,但目前不占主流。這樣的體系有助于匹配供需,同時刺激了專業化生產,而且市場規模越大,農產品種植的分工就越細,因此,伴隨著中國農產品市場體系的不斷完善,是農業產業化進程的不斷加速。從微觀案例上,我們也可以看到市場體系的重要性。眾所周知,壽光是蔬菜大市,但在20世紀90年代,壽光的蔬菜也會爛在地里賣不出去,然而與此同時,正如三元朱村書記王樂義所言,北方很多大城市冬天的蔬菜仍只有大白菜,供給和需求不能匹配,原因就在于流通體系不完善。因此,當時壽光采取的一個重要舉措就是修路和建構農產品批發市場,并以此為中心,向全國輻射。在面對巨大的潛在需求時,理順市場體系讓供給滿足市場需求,當然是有利于小農戶等生產者的,事實上,山東的舉措確實也打造了“壽光模式”“濰坊模式”。生產和流通在產業鏈和價值鏈上“各司其職”。生產的人做生產,負責流通的人做流通,因為這是專業化分工,也是“市場經濟體制”優越性的一種表現。
經過多年的發展,中國農業無疑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主要體現就是用占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2]多種農產品的數量都位居世界第一,而且已然到了總體上供大于求的時代。從歷史角度看,取得這樣的成績來之不易。經濟學中有一個概念,叫做“馬爾薩斯陷阱”[3],古代所有的地區和國家都在這個陷阱里掙扎。只有到了工業革命后,世界才出現了庫茲涅茨所言的現代經濟增長,人類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本質的提高,人均占有的農產品數量也有了提高。農業不再構成人類社會發展的約束。中國屬于后工業化國家,而且經歷了近代以來的近百年動蕩,農業生產勉力維持,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很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由于迫切需要建立工業化體系,在沒有外源資金的前提下,農業必須做出犧牲,于是農業剩余通過剪刀差等方式進入到工業資本積累中。農業需要供養城市人口,同時還要提供資本和原材料,因此,農業的發展“步履維艱”,以至于糧食問題一直是中國工業化過程中的最大“心病”。糧食問題的解決是在改革開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由于小農戶在“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這種激勵相容機制下,采用了“內卷化”的勞動策略,因此,農產品產量有了非常大的進步。困擾多年的糧食問題一下子解決了。當然與需求相比,我們的農產品供給總體上仍然是不足的。為了讓人們吃飽吃好,為了讓人們永遠回不到過去那種食不飽腹的日子,多年來,黨和政府一直通過各種政策來促進農業生產。比如,“米袋子工程”“菜籃子工程”一直被確定為地方政府的“一把手項目”。農產品數量的增長也被看成是農業方面的政績。在這樣的政策引導下,大約到了2000年前后,中國的農產品生產實現了歷史性的轉折,即再也不是生產不足了,而是“供求平衡、局部過剩”,甚至可以說是“供大于求”。
這樣的體系和格局看起來似乎也很好,但實際上成績背后有隱憂。比如,農產品的質量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在生產過程中,過量施肥,過量用藥的情況屢禁不止,農業對環境的破壞程度沒有減輕,在農產品的銷售過程中,中間商、零售商也會對產品進行各種“潤色”,但消費者對此卻沒有更多的應對之策,只能順其自然,憑天由命。
國家也不是沒有意識到農產品的質量問題。我們的政策文件一直包含有提質增效的要求。我們也希望扶持一些標桿來帶動農業產業的升級,讓生產過程標準化、可溯源,等等。我們希望一些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可以在這方面作出表率。地方政府為了顯示自己的政績,也確實興建了一些規模很大的農業生產設施,支持了一些農業企業,投入了很多財政資金,但這些農業生產設施除了“符號”的意義之外,卻沒有在農產品質量改進上有著壓倒性的成績,大部分都轉化為傳統農業的產能資源,進而進入到了傳統的農產品流通體系,讓傳統農業的“供大于求”產業格局進一步強化,沒有實現國家的預期目標。

二、為什么傳統的農業產業升級模式不易實現？

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我們認為,普通百姓吃不到質優價相對廉的農產品,與我們現有的市場分工型的產銷體系和供大于求的產業格局有關,也與我們所采用的升級策略不當有關。我們分兩個方面來加以歸納：
首先,小農戶的強“競爭力”導致新型主體難以撼動產業大格局。如前文所述,中國農產品的主要生產者是小農戶。小農戶生產有兩個特點：一是勞動投入可以不計成本。作為一個不同于資本主義企業的家庭,恰亞諾夫認為,他們的行為以及目標與資本主義的理性和利潤最大化目標有差異。[1]中國的農戶家庭無疑也遵循了同樣的“模型”。為了生存和發展,他們的勞動投入可以“櫛風沐雨”“披星戴月”,這與改革開放前生產隊的景象是完全不同的,也不同于企業中的雇工表現。勞動本身是生產要素,在生產函數中投入更多的生產要素,當然就可以獲得更多的產出。另一個是“分地”之后,農戶免費擁有耕地的承包經營權,即農戶在使用自己的耕地時沒有租金成本。這兩點決定了農戶在與所謂的現代農業生產主體競爭時具有充沛的“體力”。現代農業土地一般都是租賃的,勞動力也需要雇傭。這兩筆支出都是較大的成本。當然,由于規模大,很多人認為現代農業也有所謂的“規模經濟”,但實際上,正如舒爾茨所言,規模經濟是否存在令人生疑。他認為,農機具的不可分割性是武斷的。規模小的農業完全可以采用小型農具,比如像日本那樣,很多農業機械都是小型化的。[2]現代農業為了讓自己的產品高大上,往往還需要在農業基礎設施上加大投資,當然,投資也有“國家補貼”的回報。但總體上算下來,我們認為,即便是規模經濟在農業機械投入上有節約,也很難說其成本比小農戶更有優勢。或者換句話說,現代農業的生產成本與農產品質量的“性價比”很可能還要低于小農戶。
這也是市場上很多家庭農場生存艱難的原因。我們可以在自媒體上看到,有很多新農人在提醒眾多的對農業感興趣并且想回鄉創業者：農業并不簡單,補貼不是利潤來源,農業是一個很大的坑,要有充足的心理準備和抗壓能力。甚至規勸道：如果城里有一個還說得過去的工作,就最好不碰農業。很多家庭農場也轉讓他們的事業,盡管他們一再強調,做這樣一個事業,前景是非常好的,但正如城里的飯店轉讓一樣,好誰能轉讓呢？這些實際上都是“擊鼓傳花”的游戲而已。農業為什么不好干,原因就是因為中國有眾多的小農戶家庭在生產,他們像螞蟻一樣,可以吃掉任何來到森林里的“不速之客”。
我們在思想上有誤區,認為小農戶沒有知識、缺乏建構現代農業的能力。在中國的學術進路中,不自覺地把小農戶定義為落后的對象。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小農戶的家庭經營是不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必然會被集中的規模化的經營所代替。因此,強調農戶家庭特殊性的恰亞諾夫在蘇聯并不受主流社會主義思想的歡迎。中國也曾經認為小農戶的分散經營不是社會主義的特征,因此,主張走集體化道路。但集體化的道路并不好走,除了“大仁政”的貢獻之外,農業本身的變革有限,小農戶也沒有發揮出自己的全部積極性。最終,集體化不得不解體,老百姓重新回到中國傳統的農業生產經營模式,即家庭經營上。家庭經營一下子解決了中國多年來一直解決不了的糧食問題,并且在后來的發展中,農民群體還以自己的聰明才智,貢獻出了鄉鎮企業等新生事物。資本主義世界在展示農村社會分化時也讓我們看到小農戶的力量。農場主和產業工人都是由小農戶衍生出來的。作為現代經濟發源地的荷蘭和英國,正是農村中的一些富裕戶最早在農業生產中采用了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即為了利潤最大化進行生產,產品即商品,面向市場,包括國際市場。這些歷史事實說明,小農戶并非沒有潛力和能力來建構新的農業生產模式。
我們還易給小農戶的家庭經濟貼上自給自足的標簽,這與市場化和商品化顯然是逆向而行的,由于視野、信息和知識的局限,小農戶的行為有時候看起來確實與精明的資本主義農場主不同。然而,這實際上并不能說明小農戶自身有什么問題。正如舒爾茨所觀察到的那樣,農戶為了多掙一個便士,他們都會對資源配置進行改進,完全不是懶惰和無知,他認為,這些農民在自己的領域里實際上是富有知識的,而且也是能夠充分利用市場力量的。而在傳統社會里,農業之所以不發展,主要是生產要素的問題。他們只能使用傳統的生產要素,因此,生產難以有所突破。而要改變這一境況,需要做的是給他們提供新的生產要素,包括資金、技術等。而后出現的“綠色革命”確實也反映了新的生產要素的重要性。
我們的指導思想一直是矛盾的,一方面我們覺得農戶可能難以成為農業創新的主體,因此強調新的農業經營主體,這些人可能是農村的經紀人、農業技術能手,工商業主,返鄉創業青年、新農人等。這些人要么聰明,要么具有一定的知識儲備,因此有可能對農業生產作出原有小農戶所不能想到的新設計。對這些“新”主體的強調,反映了一部分人對農戶家庭這種生產組織的認識,也反映了我們進行農業現代化的主體思路,即不在小農戶身上做文章,他們的命運只能是被“能人”帶動。然而在多年的實踐中,我們也認識到開啟另一通道的重要性,即讓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相銜接。這一思想與舒爾茨的比較相近。通過增加對小農戶的服務能力來讓他們的農業生產有所改變。這是一種新提法,但如何讓小農戶嫁接在現代農業上,現實的實踐中人們依舊陷入傳統產業鏈思路的窠臼里,沒有理論上的深度思考,也沒有新突破。
忽略了小農戶,或者不理解小農戶,已然決定了傳統的升級模式,即以“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規模經濟”為特征的模式在中國難以有突破。我們認為,在小農戶難以退出市場的前提下,農業的最佳生產者永遠都是小農戶。任何新主體和所謂的規模經濟都會在時間的長河中被吞噬和瓦解。
其次,我們對市場化和規模化過度迷信。如哈耶克所言,盡管斯密所言的那種完美市場假設是不存在的,但與中央計劃經濟方式相比,市場通過價格體系體現了每一個個體的“局部知識”,因此是最好的經濟組織方式。[3]哈耶克的思想與主流經濟學的主張是一致的,體現了“市場至上”之原則。作為一個改革開放的國家,我們所追尋的目標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不斷強調,要把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最基礎性力量。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我們似乎一直在不懈追求“看不見的手”的力量。
很多學者在討論農業問題時,也習慣于把“市場化”作為解決方案。似乎只要政府不加以管制,市場力量就足能解決問題。然而,市場不在抽象的真空中,現實中的市場有很多無奈。在農產品生產流通中,這種市場體系至少存在著兩方面的特點：一是作為生產者的小農戶在議價能力上話語權較少。這一方面是其知識以及信息量所決定的,另一方面也是農業生產特點所決定的。比如,春種時不論要素價格多貴,都必須購買；秋收時不論產品價格多么便宜,也必須及時出售,即便是有些產品能夠儲存,但“不違農時”的古老教條還是讓農業與其他產業有著截然不同的特點。議價能力不足導致在價值鏈上的獲得感較差。農產品的產業利潤大部分沒有回流到農戶手中。公司進入之后要好一些,因為其規模大,談判能力強,但是在與渠道商、批發商的價值分割中,也是“店大欺客、客大欺店”的博弈模式。當然畢竟還能夠博弈,因此,在現實生活中才有了“公司+農戶”“公司+基地+農戶”等等之類的模式。另一個特點是產銷信息嚴重不對稱。小農戶不了解消費者的需求,消費者也不知道進而也不信任小農戶的生產過程。而價格作為供需信息的承載者又具有“滯后一期”的特點,即我們知道的價格反映的都是過去的生產銷售信息,盡管也有農產品期貨,但期貨所發現的價格又很難傳遞給小農戶。更何況,農產品期貨種類非常有限。總體上看,小農戶種植作物的選擇基本上都是適應性預期。去年什么價格高,今年就種什么。結果就是每一種種植作物面積的變化幅度較大。農產品上市的時候,因為需求端是比較穩定的,供給端的結構性不足或者過剩,就會導致價格的“過山車”。價格的劇烈波動,一方面讓消費者福利受損,另一方面也讓生產者的福利受損。作為中間商,其福利變動是不確定的,很有可能會在價格的劇烈變動中反而受益。為了讓小農戶的決策不至于過于分散,因此,國家也主張進行合作社建設,即把農戶組織起來,從而來應對“小農戶、大市場”的問題。但中國合作社搞得也不好,基本上也是公司形式的變體。為什么合作社搞不好？主要原因就在于合作社畢竟也是少數,在小農戶生產的汪洋大海中,合作社建構不起來自己的獨特優勢,很快就變成了大海中的一朵“大”浪花而已。
受市場化和工業化思維影響,我們習慣于通過“做大做強”來尋求突破。我們一直覺得市場是一個相對優的經濟運行形式,每一個個體都會在市場中找準自己的位置。通過價格這個調節變量,供給和需求可以自動達到平衡。然而在農產品市場上,我們看到的歷史事實是,技術水平低的時候,供給滿足不了需求,很長時間都是如此；而當技術進步使得供給增加時,供大于求又成了常態。農產品生產者沒有退出市場,市場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會自動出清。市場的效率源自于分工,市場的規模決定了分工的深度。專業化能力是市場中主體獲得價值的基石。在市場競爭中,我們把主體理解為投入資源生產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函數。一個有競爭力的主體,應該是能夠投入最少資源實現最大產出的組織。規模化從理論上講是有助于降低單位成本和提高產品總收益的。為了更好地在市場上獲得優勢,主體之間的競爭就會導致所生產的產品質量更好。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企業發展規模的不斷壯大以及在市場中的壟斷地位,就足以能夠說明規模經濟的力量。對于工業發展有了一定的經驗后,我們習慣于認為農業發展也符合同樣的邏輯,而且,歐美國家,尤其是那些新大陸國家,也通過勞動生產率證明了大規模的好處。有一些學者去國外考察,看到人家的大農業,自然就會想到中國也應該如此。我們不否認在未來某一時刻,中國也會出現這樣的超大農場,但這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自然而然產物,是未來的目標,但不是當下的手段。規模化在中國如何實現,有沒有必要像工業那樣追求規模,其實是可以討論的。
我們在之前的文章曾經說明,盡管農戶的收入水平確實與勞動生產率掛鉤,但對于糧食安全來說,土地生產率可能更為重要,而這一點,規模經濟又不一定有幫助。荷蘭16-17世紀的諾福克地區,產權的概念日益深入人心,土地的多子繼承制度也讓位于長子繼承,這時期,戶均的土地規模確實擴大了,而且勞動生產率也得到了較大提高,但是土地生產率并不高,相反還有降低的傾向,因為規模經濟和土地生產率沒有必然的聯系。我們再次強調,農業與工業不同,如果從影響生產的諸因素考察,農業由于要受到氣候、水文、光照等多種外部因素的影響,其產量的不確定性更強,風險更高。從這個角度來說,農業更為復雜,搞好農業也需要更好的超越單一知識學科的直覺經驗。農業“做大做強”對于某些主體來說或許是有價值的,但對于中國農業的整體來說,對于農業產業的升級來說,其意義不是全局性的。
更何況,我們做大做強也面臨客觀條件的強約束。或許是上天的眷顧,華夏民族產生和繁衍的這塊土地由于適宜農耕讓我們的人口數量有了較快的增長。加上我們的增加人口數量的文化,使得人口增長和耕地開發相互促進,但耕地的開發是有邊界的,明清之際,我們已經開發出西南的山地,而這些開發也很快轉化為了人口。結果就是中國雖然面積不小,但人均耕地數量很少。中國小農戶數量眾多,也是人多地少的產物。而且,中國不僅僅今天小農戶數量多,歷史上我們就是一個以小農為主要生產者和稅收對象的國家。中國的人均耕地面積僅有1畝多,而對比世界上的其他國家,這種差距是非常明顯的。比如工業革命之前的英國,彼時其小農戶均土地面積就達到30英畝[4],相當于中國的180畝,而很多富裕的約曼所擁有的土地面積更大,因此,他們能夠產生農業資本主義,而中國不行。由于人口眾多,幾乎吃掉了可以用于資本積累的所有農業剩余,而英國不存在這一問題,他們的生活早已在溫飽線以上。外出務工可以活命,擴大土地規模則可以發展,土地數量不是約束。城市手工業的發展產生了對原材料和糧食的需求,反過來手工業產品可以作為農民“勤勉革命”的報償,這樣一種良性互動刺激了新模式的產生。而中國,則陷入了馬克•埃爾文所言的“高水平均衡陷阱”[5],或者說走上了黃宗智意義上的“內卷化”道路。[6]經過一個艱難的轉型,我們終于通過勒緊農民的褲腰帶,建立了自己的工業化體系。這才讓工業化和城市化與農業發展形成良性互動。按照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傳統農業中隱藏的剩余勞動力不斷轉移到非農產業中,工業化得到發展,農民收入也得到提高,農作物的生產水平也不會下降。在這樣的“人口紅利”下,中國經濟有了突飛猛進的進步。但盡管有非農就業的帶動,讓中國走出了所謂的“內卷化”或“過密化”,但不得不說,在很多工業品和農產品產量都居于世界第一位的時候,我們的城市化水平還僅僅為60%,如果按照戶籍人口計算,則不足50%。農村中人多地少的局面仍然存在。蔡昉等學者測算過中國農業發展的合理規模,以及達至這種規模所需要的時間。他們認為,合理規模得達到目前戶均面積的5-6倍或9-10倍,而要做到這一點則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7]因此,這也就是習近平總書記不斷強調對中國農業發展要有一定的歷史耐心之原因。這是我們需要面對的一個基本歷史事實。盡管我們說,隨著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人口進城和農村人口的代際更替會讓人均占有土地面積不斷增加,但與發達國家相比,甚至與我們國情相似的東亞國家來比,資源數量還是非常少的。而且,人口非農轉移是非常不容易的,否則,中國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就不會差別如此之大。在這種情境下,試圖用產權等市場化思維來解決中國的農業問題,實際上是“拔苗助長”。“三權分置”雖然看起來很美,但規模化的目標取向解決不了中國的產業升級問題。
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我們從2000年以來一直倡導農業規模化、產業化,但現實的教訓是：成績雖有,但沒有對農業產生根本性的影響。

三、新時代的新思路：平臺+小農戶+增量平衡

過去我們做的不成功,那有沒有更好的模式和路徑讓農業產業實現升級呢？我們認為是有的,新時代為我們提供了新技術,新技術造就了新模式。這一模式簡要概括起來就是：平臺+小農戶+增量平衡。
平臺作為與交易成本變化相伴隨的產物,天然地具有改造產業鏈的作用。在信息搜索、匹配等交易成本較大的時候,市場分工體系是一種合理的選擇。由于技術進步而帶來交易成本大幅度降低時,那種“市場+組織(主體)”的模式就要讓位于“平臺+組織(主體)”的模式。平臺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市場,因為它比傳統市場的邊界要大,或者說沒有物理邊界,增加一個交易的邊際成本非常低。因此,理論上它可以容納無限多的供給者和需求者以及互補品的提供者,而且,交易不受時間限制,可以全天候進行。當然,在平臺上交易的不是實物,而是實物的“數字孿生”,主要通過數字化的照片、視頻、語音等呈現。實物的交割是通過線下的物流實現的。這與傳統的農產品流通渠道有很大的區別。在傳統的市場體系中,農產品需要通過渠道商、中間商的流轉,然后在交易過程中,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即信息流、資金流和物流三者統一。平臺則可以把信息流、資金流和物流分開。
為了讓交易能夠發生,平臺的管理者需要制定規則,正如集市正常運轉也需要管理者一樣。但集市的管理相對簡單,主要是維持市場秩序,不能有打架斗毆,不能有強買強賣,但供給者賣給誰,消費者從哪里買,都是供求雙方在市場中自己搜索的結果。為了減少搜索成本,市場一般會對物理區域進行規劃,比如,這一片是交易衣服,那一片是交易日常用品的,而另外一片是蔬菜水果等。平臺的供給者和需求者眾多,需要更復雜的算法設計,然后能夠讓供給和需求有更好的匹配,從而減少交易成本,增強客戶對平臺的黏性,從而可以持續推動平臺的規模不斷發展壯大和平臺物種的進化。
算法設計不需要太多的人工成本,僅僅是數據存儲設備和計算設備的投資以及智力的投資。隨著云存儲和云計算的發展,資源利用會越來越高效,因此平臺的擴展成本以及維護成本是非常低的,這也是線上交易和線下交易的區別,也是平臺模式與傳統渠道商模式相比更具競爭力的原因。當然,實物仍然要借助于線下物流才能送達到消費者手里,因此需要物流網絡節點,需要倉儲庫房,需要端到端的物流車輛和人員。線下物流體系+線上交易的模式是否優于傳統的市場流通體系,我們認為,工業品交易的實踐以及眾多交易平臺的崛起,比如京東,已經做出了說明。農業的線上交易以及線下物流與工業品相比更為復雜一些,但產業鏈、價值鏈的改造并非沒有空間。很多電商和企業正在躍躍欲試這一領域也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證明。
鏈接在平臺上的組織(主體)的規模可大可小,規模大可以低成本地覆蓋更多的同偏好消費者,規模小的可以為小眾消費者提供更加個性化的產品。小農戶通過組織起來可以在平臺上達到一個規模化公司的效果,也可以維持自己的小規模,生產自己的特色農產品。總之,平臺可以為小農戶提供更多的選擇。小農戶可以通過與平臺合作自建物流體系,也可以通過外部的外流體系實現農產品的線下流動。
管理者為了讓集市能夠有秩序并且持續下去,需要收取一定的管理費,覆蓋人工、設施維護的成本,當然管理費不能太多,如果太多的話,交易者會棄之而去從而達不到集市的理想規模。平臺可以像傳統的集市一樣收取一定的管理費,但由于平臺覆蓋的客戶非常多,因此,管理費占客戶利潤的占比可以非常低,甚至是微乎其微。小農戶在這樣的平臺上不會感覺到壓力。平臺盈利的模式與傳統的渠道商也不同,傳統的渠道商會利用信息不對稱賺取差價,但在平臺上,供給者和消費者的信息是共享的,可以直接建立聯系的管道。由于平臺方、供給方、消費方三者是共享和共贏的關系,平臺收取一定的費用來覆蓋自身的運營成本也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正因為平臺有如此的特性,我們主張,農業生產經營體系和流通體系的變革應該建基于平臺這種商業模式。基于這種模式,我們可以將小農戶進行有效鏈接和組織,從而可以降低優質農產品的成本。多年來,我們一直在農業政策中有一種“替代”思維,即讓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替代小農戶。實際上,這種思維不可取,也在實踐中遇到了很多難題。關于小農戶,我們在另外的文章專門討論了為什么中國農業產業升級必須依靠小農戶的道理,在此不再贅述。我們只簡要闡述一條：立足小農戶才能讓優質農產品的成本相對降下來。具有“規模經濟”的企業、公司和家庭農場等,為什么產品的價格很高？就是因為他們降不下成本。不論是因為補貼的緣故,還是因為“豐滿理想”的緣故,追去大規模的企業往往會投入大量資金來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以期通過這種資金密集來獲得高標準的優質農產品。發端于荷蘭的那種“植物工廠”模式每平方米的初始投資大約就需要4000元。而國內的很多企業或者通過土地流轉來擴大規模或者采用這種大棚、玻璃房設備來提高單位面積的生產率。這種初始投資都會轉化成產品價格。因此,這種企業的產品受眾是非常有限的,一部分是高端人口,一部分是高檔餐廳。但難以向普通消費者擴展。而且,由于品種單一,也不具有全消費周期覆蓋的能力。比如,蔬菜生產只能聚焦于幾個品種,這些品種上市的時候,供給很多,但沒成熟的時候,則供給嚴重缺乏。這一點不同于目前小農戶生產的普通農產品,雖然質量一般,但可以做到全年都有多品類的供應。因為生產者眾多,生產的地域也是遍布大江南北。即便是單一的農產品品種生產,因為要開發更大的市場,所以總要有一些超量生產,但由于銷售成本和消費習慣的變化,實際上,企業存在著一定的產能浪費。這也就是上海的“多利農莊”在經營了多年之后轉手賣給平安的原因。而平安集團接手之后,“多利農莊”的重心開始移向“田園綜合體”了,這與我們的產業升級目標或者說公司原初的創設目標有所偏離了。小農戶具有一定的生產經驗和技能,他們也不是不可以進行標準化生產的,只要組織得當,建立好激勵相容機制,他們也是能夠按照組織要求,進行類公司化的生產,甚至更好。日本的很多農戶通過合作社就可以進行同標準的生產。中國也有很多合作社,盡管我們發展得不好,但很多農戶在合作社中的表現也是可圈可點的。歐洲的農戶生產也主要是通過合作社的形式。種植業如此,養殖業也是如此。小農戶進行標準化生產,初始投資可以不像大企業那么多,自己擁有土地,有些原材料自己可以轉化,勞動的投入可以不計成本。盡管內源資金有限,但還是可以進行投資的,更何況,外源資金在產業平臺運行之后也可以進入到農戶手中。要言之,小農戶作為供給端的主要參與者能夠有效降低優質農產品的成本。
有些人會質疑,為什么我們一再強調成本？為什么歐美市場沒有出現我們的這種低價競爭之紅海局面？這說起來也與資源稟賦結構有關。前文已經論述過,由于我們的土地適應農耕,因此人口繁衍起來更快。而歐洲有很長一段時間是不利于農耕的,土地濕重,后來由于重型犁的出現以及氣候的回暖,才讓這塊土地的農業有了發展的空間。而此時,由于城市里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人口有很大一部分在非農行業就業,農村人口不是很多,而城市人口需要農產品,這就使得農產品價格上漲,因此為了獲得農業利潤解決人力不足問題,西方就出現了規模化以及機器對人力的替代(勞動力工資高),可以看出,這是需求牽引供給,后來技術進步,供給增加,而為了解決供大于求的問題,農場主聯合起來,組成合作社,通過合作社對接市場需求端,盡量維持產銷的平衡。因此,從這個歷史過程中可以看出,他們沒有供大于求的階段,不存在類似于我們現代的惡性競爭。他們一開始就很注重產品的質量,規模化和機械化也有助于產品生產過程的標準化,他們的農產品就是相對優質的農產品,普通農產品沒有生存的空間。而我們與之不同,由于農業人口太多,為了讓所有人都有生存的空間,必須采取分散的家庭經營,而家庭間的競爭使得農產品很快出現“供大于求”,在現有的市場體系下,能夠體現質量的差異化市場難以生存,從而造成中國的不同格局。
基于平臺模式,小農戶可以獲得農產品提質和產業鏈再造的收益。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之前農戶沒有激勵生產優質農產品,因為傳統市場體系不能容納這種差異化的市場,小農戶即便專心于生產優質農產品,但在市場上卻變現不到合理的價格。沒有激勵機制,當然小農戶不會做這樣“費力不討好”的事情。但有了平臺之后,信息傳遞的成本非常低,信用體系更容易建立起來,供給者和消費者之間更容易建立相互信任的關系,消費者也有可能參與到供給者的生產過程中,供給者也更容易了解消費者需求,因此,優質優價的供銷市場更容易建立。由于不存在中間商的節流,優價的利潤可更多地回饋到小農戶手中。這種激勵機制是非常重要的。盡管目前農業收入在農戶的收入結構中占比越來越低,但農戶也很看重這一塊的收益,更何況非農就業的收入也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平臺創造的這一市場與傳統的市場不是“混合”的。這是一個增量市場。在這一市場上,我們可以做到供需平衡,或者說供給可以隨著消費需求的不斷增長而增長。平臺可以更好地匹配供求信息,也可以實現類似于訂單農業的生產,沒有足夠的需求,我們就嚴控供給者的數量和規模。消費者的需求會有變化,即便是總量上變化不大,也可能有結構上的調整。那么,平臺就可以將這種調整實時反饋給供給者。這種動態平衡有助于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有助于維護供給者的利益。在傳統的市場體系中,由于農產品的消費收入彈性較低,因此,年年增產換來的往往都是資源浪費和供給者方的“谷賤傷農”。這種平衡的思維在國外的農產品市場上也是存在的,比如,荷蘭的牛奶產業就根據需求制定了供應數量上的限制,不允許農場主過多的養牛和生產牛奶。當然,他們不會限制每一個農場主的規模,而是通過市場的方式讓這種配額在不同的農場之間進行流轉。維持動態平衡會有效消解只重視數量不重視質量的惡性競爭以及所帶來的不利局面。因為,供大于求導致的價格下降只有通過數量增長才能彌補,而多個主體都如此思考帶來的就是供給嚴重大于需求,農產品價格暴跌。而通過平臺匹配供需,我們就在傳統市場體系中生長出一塊新市場,在這個新市場里,供給和需求是大致平衡的,然后通過“滾雪球式”的市場擴張,原來的市場不斷萎縮,最后是新市場完全代替舊市場,與此同時,中國的農業生產經營模式和流通模式也進行了再造,中國的農產品質量升級任務也相應完成。
我們認為,新模式具有兩個關鍵優勢。第一,符合中國的歷史和國情。歷史上,我們就是小農戶眾多的國家。小農戶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和發展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在明代中葉之后,中國的商品經濟也有了較大的發展,出現了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反映在農業上,就是大地主雇工經營土地模式的出現和發展。然而,通過回顧歷史文獻不難發現,雇工這種形式無論是在江南,還是在華北,都沒有成為主流,盡管兩個地區的資源稟賦結構也有很大區別。南方最終是租佃制盛行,北方則是自耕農的天下。為什么這種類似于資本主義的“規模經濟”難以在中國生根發芽？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我們的人沒有充分的非農就業機會。時至今天,我們雖然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農業人口仍然在6億人左右,這些人收入水平低,年齡相對老化,但我們不能把他們排除在“生存”市場之外。因此,黨中央再三強調,農業生產要維持家庭經營這種基本的模式,主要的目的就是維持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的穩定。當然,國家也希望在維持雙層經營體制的基礎上,也能夠發展出現代農業,具有一定的競爭力,質量效益也有所提升。因此,在農業政策中,合作社一直也是一個重點。但我們的合作社一直沒有搞好,真正合作意義上的合作社不多,多是“掛羊頭賣狗肉”。合作社本質上是能人控制的公司,原因前文已述。而我們今天提出的平臺+小農戶+增量平衡的模式,能夠將小農戶與現代化農業的鏈接更加深化。
第二,代表了未來。時代在發展,技術在變化,以至于我們現在被稱為第四次工業革命或第二次機器革命。在這種大的變遷之中,各個產業也會發生變化。產業鏈和價值鏈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具體的產業組織形式也會有所變革。中國的農業在這一大的歷史背景中,一定會出現顛覆性的創新。通過平臺的方式,會在現有市場中長出一塊新市場,在這里供需基本平衡,消費者和生產者共同認可質優價相對廉的農產品,生產者可以在平臺生態圈中獲得更多的新生產要素支持,新生產要素進入到平臺中可獲得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總之,所有平臺的參與者都能在共享經濟或者分享經濟模式中獲得收益。這是代表未來的一種方向,建基于交易成本之上的傳統市場化分工會被新的協作形式所代替。中國人口多,生產規模小,而去規模化也恰好是未來的方向。福特汽車所體現的大規模流水線模式將成為歷史,隨著生產能力的提高,人們不再喜歡同質的產品,而是更加熱愛個性化的獨特產品。由于人口數量多,我們發展平臺模式更有優勢。農業一定會在平臺的春風中打破農產品供大于求、質量上不去的魔咒,從而實現中國農業的“化繭成蝶”。

四、一個簡要的總結和展望

基于現實產業體系中的一些困境,我們提出了平臺模式。作為一種“閉環”模式,我們認為,從理論上是成立的。當然,知易行難,在實踐中我們仍然需要對平臺模式加以探索。首先,我們在這里重點討論了農產品的交易平臺。交易平臺不僅有線上信息的共享,還需要有線下物流的配合。目前,我們已經有了一些物流網絡,比如阿里巴巴作為一個電商平臺,它創建了菜鳥物流,并且通過資本運作控股了三通一達等經營物流的企業。京東作為一個競爭者,也有自己的京東物流體系,包括倉庫和人員。但不得不說的是,這些物流主要運送的產品是工業品,大到電視、家具等,小到日用雜品,這些商品有一個特點,即都是標準化的且容易儲存,不會發霉變質。但農產品與之不同,標準化程度低,有些生鮮產品在運輸過程中需要保鮮,因此農產品需要更多的冷鏈物流。這樣的物流體系成本要高一些,構建的周期也要長一些。近些年來,冷鏈物流的建設已經上了快車道,但與巨大的需求相比,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另外,交易平臺通過選擇農產品迫使農戶按照標準化的程序進行生產。這其中一定涉及到技術和資金。農戶可以通過現有的市場體系獲得這些新的生產要素,但在未來,隨著消費者的要求越來越高,我們也可以讓這些生產要素通過平臺流入到生產者手里。這時平臺這一物種就需要進一步進化成產業賦能平臺。做好產業賦能平臺會更不容易。因為作為生產端的小農戶牽涉到一個數字化的問題。
數字化轉型需要資金。對于企業來說,可以通過銀行貸款等多種渠道籌集資金,然后進行數字化的基礎設施建設。但對中國的小農戶來說,這樣的路徑需要很多“輔助變量”。比如說,數字信用體系的構建,而這一體系的建構又與數字化建設相輔相成。小農戶自身并非完全沒有資金。隨著農戶家庭非農收入等多種收入的獲取,小農戶的投資意愿和投資水平也在不斷增強。黃宗智通過研究,認為盡管國家對農業農村等基礎設施進行了投資,但在實踐中主要的投資者應該還是農戶自身。我們在調研中也發現,農業機械化在各地的實現程度都很高,傳統的農作方式已經基本上不見了。噴灑農藥這樣的事情現在也都是機器替代了人工。可見,小農戶也不是天然的勞動愛好者,但凡能夠進行資本替代,他們也不會含糊。數字化轉型需要資金投入,記錄農業生產經營中的方方面面數據都需要傳感器記錄儀等設備,存儲數據需要設備,對數據進行模型建構用于決策分析也需要計算機等工具,這些都是需要投資的。不過,只要有正確的激勵,無論是自己積累,還是通過外部獲取,小農戶也都有動力進行資本密集化,有動力進行數字化。當然,這需要時間。
總之,由于中國農業的特點,由于小農戶資金基礎相對薄弱的特點,建構產業賦能平臺需要走更長的路。但這不代表不正確。與“規模經濟”的思路相比,一個是看起來簡單,但達不到目標；一個是看起來不容易,但每一步卻都是向著正確的目標邁進。我們如果在實踐中逐漸摸索和建構出農業產業的綜合賦能平臺,實際上就回答了小農戶與現代農業如何相銜接的問題,也回答了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和鄉村振興如何實現的問題。這些問題黨和國家一直很關心,也是“三農”工作中的重中之重。